皖东银行乌衣支行组织信贷政策宣传。
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它给广大农村地区引入资本市场的概念；在市场大开放时期，它又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继续调节着农村地区的资本流动。然而，它却被纷繁的社会现象搁置于角落，鲜被重视。
它曾经的名字叫做农村信用合作社。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，这一名称沿用了60年。
功不可没、备受争议，或可作为其发展历程的概括。
早在1952年，农村信用社最初定性为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、由社员入股组成、实行民主管理、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。但在其后漫长的时光里，它显得“名不副实”，囿于时代和政治的背景影响，农村信用社没能摆脱“官办”身份。
但市场的影响力正在扩大。2011年3月16日，皖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滁州国际酒店举行开业庆典仪式。它的前身，是原滁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。
60年过去了，犹如现实版的轮回寓言。绕了一圈，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一个新的形式，回归其设立时的初衷。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，它对广袤农村地区经济运行所起到的作用却值得思考。
·被忽视的角色·
南谯区乌衣镇汪郢村。40岁的王斌把数百亩连片水塘里的螃蟹，视作人生一场关键的赌局——做了10年的水产养殖，大多时间里他亏得血本无归。但今年繁荣的螃蟹市场，让他看到了翻身的希望。
本世纪初，王斌在养珍珠的时候，珍珠市场价格正一路走高。但漫长的养殖周期和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却给他上了残酷一课：2008年，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给珍珠市场劲吹冬风。
彼时，在全球珍珠市场的核心——浙江诸暨，珍珠价格一路暴跌。大批珍珠养殖户、加工商宣告破产。
对于王斌而言，这意味着，他花费数年时间摸爬滚打，仅仅换来一堆光彩照人却无法售出的珠子，以及节节高筑的债台。“真正感受到一分钱逼死英雄汉的滋味。”站在承包的数百亩水塘前，王斌慨叹命运的无常。
急于在水里翻身的王斌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：数年没有盈利，赤字却不断攀升。认识他的人，或知趣或世故地不再借钱给他。
“很正常。人们借钱大多是借富不借穷。”王斌叹口气，“亏了几十万，谁愿意再借钱给我？”
凭借原先的人脉，再游说身边熟识的朋友和亲戚，王斌筹集着每一分钱，并在去年把螃蟹养殖作为翻身的关键一仗。
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——还差数万元的启动资金时，王斌再也借不到钱了。“热锅上的蚂蚁什么样，我就是什么样。”王斌回忆。
以项目和市场为底牌，他幸运地申请到了一笔3万元的助农贷款。数量不多，但意义不小。“那时候，差一分钱也不行。”王斌觉得，多年坎坷后，命运终于垂青于他。
或许，他并不能理解，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，其身后广袤的皖东农村地区，整个经济运行环节和资本流动，悄然发生了变化。但求富的心态和追逐市场的本能，还是在农村地区蔓延。
这其中，一个被屡屡忽视的关键所在，正是农村信用合作社。
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整个农村经济变化史，市场虽被长期遮掩，但却始终生机勃勃。即便计划经济时代，亦是如此。
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农村信用社创建伊始，其宗旨便定位为“农民在资金上互帮互助”。具体为农民组成信用合作社，社员出钱组成资本金，社员用钱可以贷款。
客观来说，这一资本运作的本身，就涉及了市场经济的概念。这一结论，也可以从农村信用社的定义中寻求佐证。
按规定，农村信用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，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债务承担责任，依法享有民事权利。其财产、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。
其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，为农业、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。依照国家法律和金融政策规定，组织和调节农村资金，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，支持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社员家庭经济，限制和打击高利贷。
王斌的3万元救命稻草，来自于皖东银行乌衣支行。这个新近加入“Bank”大军的金融机构，在当地人口中，还是被习惯地称为“信用社”。
即便在这个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口中，“信用社”的称谓也要远远多于“银行”。除了习惯以外，其本身的特点也耐人寻味。“虽然穿上了商业外套，但多年来金融业务的继承，还是决定了其主要面对农村市场的特点。”皖东银行乌衣支行行长邢守清说。
当下，邢守清已经习惯于面对自己的职务在储户和求贷者口中的来回变化：一分钟前，他可能被人称为“行长”；一分钟后，或许再次回到“信用社主任”。
但来回变化的称谓，并不能更改“信用社”对皖东农村经济运行的影响。而这种影响，正渐行渐深。
·一条线一大片·
回顾当地多年来的农村经济运行历程，参照农村信用社在其中产生的作用，邢守清称：影响深远。
客观来说，这一影响首先出现在信用社起到的农村资本杠杆调节作用上。和银行业务类似，农村信用社也进行吸储、放贷的金融业务行为。
“农村地区不像城市工业，可以迅速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。总体来说，一段时间里，其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是稳定的。”邢守清说，“信用社在此基础上吸储和放贷的举措，就是促使农村资本流动，起到寻求平衡和稳定农村市场的功用。”
但关键在于，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，却屡屡被众多金融机构忽视。“主要的是门槛高。”王斌解释说，他曾经多次向大型商业银行申请贷款，但始终没能办下来，“（贷款的）钱太少，而且风险大，人家不放贷也很正常。”
尽管有着比例过半的人口数，但农村地区创造的社会财富远低于城市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其资本流动，也远远逊色于城市。
“有时候，一户农家到信用社贷款，可能只贷几千元。”邢守清摊开双手，“但是没办法，经济实力如此，这在农村地区也很普遍。”
数量小，办理流程相近。这样的金融货币繁复运作过程，却汇集成一笔巨额社会财富——根据皖东银行方面的统计，仅在今年1至10月份，其下属各网点，累计投放16.74亿元涉农贷款。这笔巨额资金，也化为涓涓细流，温润着农村资本市场，推动着农村经济良性运行。
“以扶助农村地区经济为主线，广泛影响农村地区人群，正是农村信用社的功能所在。”邢守清说。
但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个对农村经济有着深远影响的客观存在，在大多数时间里，被人们搁置于记忆的角落。同样，在金融机构的显赫而洋气的外表下，农村信用社却显得十分土气。
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，除了历史因素，也有其自身的痼疾。
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由于产权不清、体制不顺、监管缺失，农村信用社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。当时的问题主要是，少数信用社违规高息放贷，吸储流程不规范造成储户损失等。
“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过。所以，信用社也希望改革，希望以信为本。”邢守清说。
从大范围来看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国家便开始了对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尝试。
1996年8月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决定指出，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”；“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，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。改革的核心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、由社员民主管理、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”。
当时，人民银行对此寄望殷殷，立志要办成规范的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。为此农村信用社没少做工作，其职工甚至上门劝说、动员农民入股信用社。
但《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》也同时描述，信用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“产权不明晰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，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；管理体制不顺，管理职权和责任需要进一步明确；历史包袱沉重，资产质量差，经营困难，潜在风险仍然很大”。
这样一来，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开始探索新的方向。
·扫净屋子再请客·
其实，最早对农村信用社痼疾的思考，是其“官办”体制的反思和调整。
早在1979年10月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行长会议就对信用合作社“官办”体制弊端进行剖析。随后，1982年12月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《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》，重申信用合作社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。
1984年8月，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提交的《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》。报告指出通过改革，恢复和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上的群众性、管理上的民主性、经营上的灵活性，实行独立经营、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，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作用，把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。
而进入1989年，信用社则步入治理整顿阶段，主要开展强化内部管理、整顿金融秩序的活动。在这一阶段，通过清股、扩股，密切了信用社与社员的经济联系，经营管理体制有了明显改善，内部经营机制逐步向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方向转变。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1996年8月国务院《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出台后，再度掀起农村信用社再度深层次改革的风暴。这场改革启动了农信社以产权明晰为主旨的产权制度调整，初步形成了农村信用社自求发展、自我约束、自主决策的经营机制；基本理顺了农村信用社和央行及农行的关系。
进入新世纪，2003年6月27日，在江苏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基础上，国务院出台《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》，决定扩大试点范围，将8个省市相继列为试点单位，自此拉开了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序幕。
《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》明确指出：“按照‘明晰产权关系、强化约束机制、增强服务功能、国家适度支持、地方政府负责’的总体要求，加快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，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、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，为农民、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”。
多重改革后，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也驶入快车道。
“说到底，改革的准绳是市场，目标是市场”，邢守清说，“这样一来，依靠市场来判断金融走向，也让农村信用社更具有活力。”
在滁州的农村信用社变为商业性质更浓的皖东银行后，市场的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。根据该行统计，今年1至10月份，其各项涉农贷款累计投放较年初净增5.07亿元，各项存款较年初净增9.4亿元。
这一过程，像极了“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”。
当下，放眼市场，新生的“农村信用社”也更具活力。“新农村建设过程中，村民买房可以办理小额贷款；农民创业，可以办理创业贷款；即便是经商时资金周转不开，也可以办理相应贷款，”邢守清解释，“在门槛很低的情况下，（新生的农村信用社）又可以打击民间高利贷资本的行为。通过调节农村资本流动，稳定其经济运营。”
显然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，农信社改革过程虽然显得费神费力，但事和理都在越辩越明。
本版照片由戴有胜提供
王斌在收获螃蟹
皖东银行在街头开展相关宣传。
